杜运燮先生（1918——2002）是我国现代诗派著名诗人。他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“九叶诗派”中壮美的一叶，又是八十年代“朦胧诗派”的滥觞者，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。

杜运燮先生祖籍福建省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。其父杜世发随其祖杜清波早年飘洋过海，来到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谋生。1918年3月17日，杜运燮就出生在这当年还是蛮荒之地的实兆远甘文阁。他在当地的一所新民读小学，毕业后在甘文阁国民学校念初中。当时实兆远国民学校的初中课程是由邻近几间小学轮流承办开课，他只读了半年，便转到实兆远市的中正学校继续完成初中学业。1934年，他回到中国，在福州三一中学读高中。1938年，他考入浙江大学农学系，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，但因浙大远迁贵州，便转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就读。其时，他进修了中文系林庚先生的“新诗习作”课。经林庚先生的鼓励，1939年秋他便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，从此便走上了文学的道路。1943——1945年，杜运燮先生曾远赴印度、缅甸参加抗日中国远征军，为美国训练中心当过通译员。

1945年10月，杜运燮先生经沈从文先生推荐，进重庆《大公报》当编辑。1946年10月回马来西亚探亲，在马亚西亚只小住两三个月，就到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和华侨中学任教员，也当过《中兴日报》翻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便离新回中国。在途经香港时，曾应香港《大公报》之邀请，任文艺副刊编辑兼《新晚报》电讯翻译。1951年杜运燮先生来到北京，便一直在新华社国际部当编辑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被下放到山西“五•七”干校劳动，后来当过农民。直到10年后的1979年3月他才重返新华社国际部继续从事编辑工作，任《环球》杂志副主编，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导师。1986年10月被评为译审，享受早期回国定居专家待遇。

杜运燮先生不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中国，都是一名爱国者。早年在马来西亚中正学校读书时，就结识了杜龙山、伍天旺和王文华等一批爱国进步同学。王文华即后来的陈平，曾任马来西亚共 产党总书记。在马来西亚期间，杜运燮先生虽然没有同其他抗日志士转入地下斗争，但也曾经不避艰险，为抗日救国而努力奔波。回到中国后，他是一名爱国华侨，早年与中 共地下党就有过密切接触，接受进步思想，参加进步学生运动。1940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他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“群社”和“冬青文艺社”，并任“冬青文艺社”负责人。在旧社会的黑暗中，他发出内心的呐喊：“想变做雄鸡大叫几声”。（杜运燮《夜》）中国抗战期间他参加抗日远征军，以极高的抗战热情，抒写了《滇缅公路》这首著名诗篇，受到闻一多、朱自清的赞赏。解放初，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，看到了共 产党的伟大英明，在新加坡就写出了比喻党的声音的诗歌《雷》。回中国后，他积极靠拢党组织。在后来的人生的旅途中，虽遭多次挫折，但他爱党爱国，在新闻岗位上任劳任怨、兢兢业业，作出出色的成绩。杜运燮先生虽然历尽沧桑，但对共 产党、对共产主义信念不移，直到67岁高龄，还申请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。在香港回归时，他写了一首的长诗《香港回归颂——一个七九老人庆九七》，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他对中华民族的热爱，赞美“中华腰杆子都挺得令人赞叹”，歌唱祖国“稳步走向中华同”。这首诗获得由香港《大公报》与北京《光明日报》联合主办的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诗词大赛一等奖。

杜运燮先生不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中国，都十分热爱先辈们用血汗浇灌的故土。父辈们因生活所迫，背井离乡来到马来西亚实兆远这块蛮荒之地，经历了千辛万苦，跟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毒蛇猛兽作殊死搏斗，在原始森林中，建立了新家园。杜运燮先生在这块出生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，结识了许多童年伙伴，他的夫人也是在这期间认识的。他小时候是在橡胶园里度过，还经常帮助父亲割橡胶。热土情怀和父辈的创业精神都在激励他走向更宽阔的世界。有一天，他爬上一棵大橡胶树，发现了橡胶园外边的广阔大野，禁不住直起腰来，兴奋地放开喉咙大叫几声，也许这就是他人生最朴实的第一句诗吧。他还经常和一群小朋友从二条路（俗称转弯头），骑车到十多公里外的红土坎去，一睹大海博大的胸怀，也许这就是他放怀世界的第一眼吧。在人生旅途中，他虽然走南闯北，但都没有忘记在这里长大的甘文阁。为了表达对实兆远甘文阁这块父辈们开辟出来的热土的热爱，他把长男取名为“杜实甘”，还有两个女儿的名字，也仍以“实”字排行。

当然，杜运燮先生更没有忘记他的根在中国。在甘文阁读书时，他曾精心画了一幅孙中山的全身画像，悬挂在中华公会正中，表达了他身在异国不忘故土的情怀。杜运燮先生十分留恋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故土古田县瑞岩村。高中毕业时，他曾回古田祖地瑞岩村住过一段时间。其间他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，同时也爱上了祖辈们曾经生活过的瑞岩村。以后他虽然很少回故乡，但对故乡总是念念不忘。直到八十岁那年，还写了一首对故乡充满憧憬的诗《祥瑞的山村》。在“赞美瑞岩人的名字也远播全世界”的同时，更是祝愿“小山村必将幻变为脱胎换骨的瑞岩村”。

杜运燮先生一生最大的兴趣和成就在于文学创作，尤其是诗艺的求索与实践。“九叶诗派”是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形成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。“九叶诗派”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，诗作视野开阔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、历史感和现实精神。在艺术上，“九叶诗派”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结合，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的意象和境界。在这个基准上由辛笛、穆旦、杜运燮等九人自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它没有具体的组织，只是一个流派，如星云之自然凝合，客观存在。直到1981年《九叶集》出版，这个自然存在的群体才被人们冠以“九叶派”。“九叶派”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，杜运燮先生就是“九叶诗派”中的一名主将。

杜运燮先生在读中学期间，就开始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名著以及鲁迅等“五四”以来当代名家的作品。读高三时他开始向报章副刊投寄散文。在厦大读书时，跟随林庚先生学新诗。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他就任“冬青文艺社”负责人，还与穆旦、郑敏被誉为联大“三星”。他致力于新诗创作，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成就不凡，一举成名。他所创作的长诗《滇缅公路》，得到闻一多、巴金等人的力荐。朱自清先生对杜运燮先生的诗很赞赏，他在1942年的《诗与建国》一文中说，杜运燮的诗表现了“忍耐的勇敢”和“真切的快乐”。杜运燮先生创作的《热带三友》等三篇散文，长期入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科书。1946年他出版了《诗四十首》，列于巴金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。同时也出版有散文集《热带风光》。从此他和辛笛、穆旦等九人的诗形成了“九叶诗派”，共同耸立起“九叶诗派”在中国新诗中的一座高峰。

但是，解放后直至七十年代末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新诗一直没有闯出新的辉煌。数十年间所出现的那些政治化口号式的所谓新诗，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已成为泡沫沉渣。当然，以“九叶派”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声音也一直被压抑着，陷入沉寂。数十年间，没有人再去翻那曾经充满生机的“九叶”。杜运燮先生本人也长期受到冲击，诗的热情一直被压抑在心的最底层。

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随着政治清明、经济繁荣，中国文坛迎来了文艺的春天。八十年代，杜运燮先生和诗友们合辑出版了《九叶集》、《八叶集》，随后他个人又相继出版了《南音集》、《晚稻集》、《你是我爱的第一个》、《杜运燮诗精选100首》、《海城路上的求索——杜运燮诗文选》、《杜运燮六十年思想》等，并有《美国入侵澳大利亚》、《世界抒情诗选》、《罗宾逊传奇》等多部译作（与人合译）问世。他的诗作被收入数十种中外诗选本，诗歌《井》被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。

杜运燮先生一生在诗国辛勤耕耘，正如他在《落叶》一诗中所云：“挥动充满激情的手，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”，“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，绝不甘休”。在中国新诗的数十年历史中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，这第一次就是以“九叶派”和“七月派”为代表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掀起的浪潮。杜运燮先生正是驾驭浪潮的一位好把式。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次高潮，其代表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朦胧诗派”，而这一诗派，恰恰又是滥觞于杜运燮先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“九叶诗派”重现诗坛，诗派正式以“九叶”冠名，一股九叶热也随之掀起。而“朦胧诗派”正是传承了“九叶诗派”越过数十年时空而形成的新诗派。杜运燮先生毋愧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隔代相传的传薪人。1979年，杜运燮先生创作了一首《秋》，在《诗刊》上发表，由《秋》引发了一场辩论。《秋》中“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”等诗句，被诗评质疑，说是“令人气闷的朦胧”。之后，朦胧一词逐渐演变为诗歌史上的专用名词，由此便促成后来朦胧诗的创作，推动了“朦胧诗”的蓬勃发展，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新诗流派。“朦胧诗”名噪一时，在中国文学界产生积极作用。

中国新诗经过几十年的沉寂，到八十年代一下子繁荣起来，正是从四十年代的“九叶诗派”升华过来。追本溯源，“九叶诗派”也成了“朦胧诗派”的师祖。由于“朦胧诗”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一股流派，影响颇大，从而也确定了“九叶诗派”在中国诗坛应有的地位和价值，不断地被文艺界认识和推崇，其间杜运燮先生功不可殁。

九叶诗人唐湜先生曾经在《九叶诗人：中国新诗的中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九叶诗派”在四十年代有它的辉煌，就在八十年代，也还有它更高更深的进一步的光辉发展，运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这是我们九叶的光荣。杜运燮先生从四十年代的《诗四十首》一路走来，坎坎坷坷，一直走到《秋》，穿越数十年诗的时空，从“九叶诗派”走到“朦胧诗派”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可贵的贡献。

杜运燮先生，这位古田藉的著名爱国归侨诗人，在新诗的道路上不断探索、开拓，走完了84载诗的人生，于2002年7月16日，“在人生的车站下车，而且不再回来”。但他一生的诗与诗的一生，“却是一个永恒的最美的世界”，“供我们反复欣赏，永远怀念”（杜运燮《车站》）。（江山）